五年的修院生活在沸沸扬扬的气氛下，一天一天过。
从教会到社会，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。
62年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提出教会要关切地上的事务，揭示了近代天主教的人文主义。拉丁美洲有解放神学，教会和神职人员和革命结盟，教会政治化进入最激烈的形式。66年，中国有文化大革命；68年，法国有学生运动，69年，意大利有工人运动。
适逢其会，甘仔在米兰外方传教会的学习，出奇地愉快，情绪极度高涨兴奋。
一位比甘仔大十年，当时是他同班同学的神父Giovanni Belloni记得，那时的甘仔很激荡，心中像有一团不住燃烧的火在，怎么压也压不住。Giovanni Belloni当时就不怎么同意他的做法。
这个也很自然，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，他当时不过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，可塑性相当高，思想很容易手冲击，很容易改变。我就不同了，三十岁，一切都比较定型。Giovanni说。
即使是甘仔自小认识的本堂神父，如今七十岁了，都知道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是一所很特别的修院，他们的修士可以参加社会运动。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种风气，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。特别的让很多人不习惯。
神父，我想请问你是否知道你的堂区里有修士在搞事呢？一位教友向年迈的神父告解后，提问这样的问题。
噢，我是知道的，如果他认为自己做的对，是应该继续的。神父向教友说。
很明显，甘仔认为自己做的对。
只是时间溜走得太快，甜蜜的五年匆匆过去。他要选择自己毕业后的去向。
开放的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可以让修生做很多决定，包括学习、往哪里传教等等。修生自行成立小组织，互相交流意见，然后将意见呈达修会就可以。
甘仔早已立下心志去中国。倒是七十年代初还没有神父可以直接从意大利去中国，大家建议他不如先到香港去。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在那边也有分会。后来和他很相熟的周伟文神父和宋启文神父，那时已经在香港，对他的加入，非常欢迎。
我去香港前，跟一位曾在香港住过的神父谈了几个小时，他向我解释那里的社会情况，我有较好的心理准备。
1974年9月，甘仔离开意大利。